在福州呆了三天，我们准备返回了，顺路来到了湄州湾。在那里，我们一起瞻仰了妈祖的金身，又大吃了一顿海鲜。可我自从在福州受凉后，整个人就一直没有精神，看着他们大口大口地吃着海蛎煎，咬着螃蟹，我却是什么都吃不下。甚至到莆田市区，他们在吃那种有名的“草包饭”，那也是我向往已久的一种仙游县的风味，我却一口也咽不下去。回到单位，我就病倒了，连着十几日发着高烧，精神恍惚，整日躺在床上，根本上不了班。同是一样掉水里，我的局长却一点事儿都没有，相比之下体质比我好得多了。后来我一直是迷迷糊糊的，单位只好把我送进了医院，又通知我的父母亲来照料我。约半个月后，我才出院回家。过后听我妈说，我在那段日子，一直发高烧，神志不清，还老是叫着“局长”、“馒头”之类的话，搞得罗局长都一头雾水，直问我母亲说这孩子是不是小时候闹饥荒给饿坏了，或者是馒头没吃够怎么地？妈妈问起这事也是一脸疑窦，我却再也忍不住“扑哧”地笑了起来。病假回来上班了，却因为福州的经历，我一时成了大家爆笑的佐料。每逢同事不无揶揄地提起这事儿，我只能装出一副纯洁无辜的样子，如一只受伤的小鹿，心里却暗自一遍遍温习那几日梦魇般的生活。时间又被呆板的工作拉长了，我仍是百无聊籁地窝在阴森森的邮电局机房里面，只有偶尔翻起在福州我和大馒头的合照才有忘情的片刻。 罗局长仍是我们的局长，工作上的关系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有时叫我到办公室训训话，或者来机房布置一下任务。在私底下，却因了这件事情，和我的关系拉近了许多，隔三岔五地就让陈阿姨来叫我到他们家吃饭。罗局长在我们单位宿舍里面其实就他们两口子，他和阿姨组成家庭后，各自有两个孩子，其中两个大女儿都出嫁了，三女儿在县城的单位上班，只有陈阿姨带过来的小儿子还在念高中，却是在学校住宿，一个月才回来一两次。陈阿姨是闽东地区那边的人，平时比较喜欢吃海鲜，因此每回我来吃饭就能享受到好几种新鲜可口的海产，几回下来我也学会烹饪了这些东西，有时候陈阿姨没有上班我便主动下厨去帮帮手，局长还夸我的技术不比阿姨逊色呢。那一年，罗局长的大女儿随他的女婿到了香港，经常捎回一些泊来的小东西。局长不时会拿一两件香港带过来有点档次的衣服送给我，说他和他小儿子都不合适穿，扔掉太可惜了，可我看得出这是他故意叫他女儿买回来的，因为衣服的尺寸总是和我的完全吻合。他们对我这么关心，如待自己儿子，反而令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矛盾与挣扎之中。如果我的大馒头只是把我当作儿子看待，那么我怎么能亵渎这份真挚的情感呢？毕竟不到二十岁，单纯的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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