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的任何东西都抢手,人人都在搞收藏,有囤粮食的、囤药品的、囤棉纱的、也有囤白报纸的,“宝康里”的二房东专门收购钢材,铁丝也要、铁钉也要,到后来连床板都拆了,全家都睡在铁皮上。更多的人则是见东西就收,火柴要收、纽扣要收,油盐酱醋更要收,甚至连冥器店里的花圈也被收光了,老板卖棺材的时候都要先去顾客的家里瞧一瞧,看看到底真的有死人没有。
金圆券崩溃的根源当然是货币发行过滥、经济体制垮台,但按照蔡智诚的观点,这种状况的出现也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有着很大的关系。一方面,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丢失了大片的领土,东北、华北和华中的工业基地和农村税源全部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财政收入急剧减少,而与此同时,北方的难民大量涌进南方城市,原本在“全国范围”发行的金圆券也全部聚往日益萎缩的国统区,此消彼长,政府调节金融收支的能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战场上的失利造成了老百姓的心理恐慌,政客间的内讧和争权夺利更使得民众丧失了信心,国民对政府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货币也就失去了储蓄的功能,于是,任何人都不愿意让钞票“砸”在自己手里,所有的金圆券全部上市流通,这就给原本就濒临破产的经济环境造成了致命打击。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49年的这场金融灾难是从2月份开始进入高潮的,那时候正值平津解放、李宗仁上台,国民党财团不支持桂系、共产党方面也不给李宗仁面子,新一届政府又没有表现出政治和军事上的过人之处,经济崩溃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但49年的这场灾难和44年、45年的有所不同,抗战后期的市场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物资匮乏,那时候用法币买不到的东西、用银圆同样也买不到,而49年初的社会物资总量却并不算很少,只是都被囤积了起来,老百姓宁愿以货易货也不相信钞票,市场上的价格暴涨也仅仅是针对金圆券而言,如果用银圆购买大米或者布匹,比起48年不但没有涨价反而还降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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