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北周和北齐刚开始对抗时，宇文泰的北周是内忧外患，完全处于下风。然而，孟子说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北周政权正是在这忧患之中崛起，最终为隋朝统一了天下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宇文泰是怎么做的呢？

一言以蔽之，他得到了关中豪族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他先后起用了关中名门大族“累世二千石”的武功人苏绰和“累世儒学”的范阳涿人卢辩。在关中这些地方豪族的支持之下，以苏绰提出的“六条诏书”为指导，宇文泰的北周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次改革，可以说是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次扬弃，将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汉化的部分保留了下来，而又打破了门阀限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

苏绰提出的“六条诏书”是这次改革的总的指导方针。这六条是：其一，先治心；其二，敦教化；其三，尽地利；其四，擢贤良；其五，恤狱讼；其六，均赋役。

具体是如何实施的，我们下回再说。

第一条，先治心，这是根本。为什么要先治心呢？因为内部不稳，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所以必需先凝结人心。所谓“治心“，照苏绰的解释，一是“清心”， ；二是“修身”。这二者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所谓“清心”，即要求达到“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也就是说君主要以“至公之理”来进行统治。那么，这个“至公之理”是什么呢？要解释这个，我们必须先了解当时人们认为什么是不公的。其一是门第歧视。孝文帝改革以来，采取世族豪门的门选制度，以门第取人，这在当时就被普遍认为不公平。例如，李冲曾上书说：“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以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韩显宗也进言：“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这个矛盾发展到北魏末年，就有了六镇起兵、河阴之难和北齐的反汉化运动。其二是民族歧视。也就是胡汉分治的政策。虽然北魏孝文帝改革是汉化的，到北魏末年，由于六镇镇人对汉化的反感，反而加深了胡汉矛盾。前面在讲北齐的时候，已经讲了相关的内容，在此就不多说了。而且，即使是在北魏大力推行汉化的时期，胡汉的分别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军事上，汉人军队与少数民族的军队，各成一体，绝不混编。军权主要掌握在少数民族的手中，没有出现过汉人统兵的情况。高欢其实也不能算汉人将领，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把自己当汉人。这两个，为什么说是普遍认为的不公？因为，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就是说，人不能选择门第、不能选择民族。一切以门第、民族等先天因素划线，就完全抹杀了人的后天努力，就不能得到各阶层、各民族真正的精英人物的支持。先治心，就是要解决这两个不公。而解决这两点，就能团结人，而且团结的不是一般人，是那些精英。北周政权(宇文泰)，在这方面做得好，所以不但原先贺拔岳手下的将领如于谨、赵贵等人拥戴宇文泰；而且贺拔胜、李弼、豆卢宁这些原先不属于贺拔岳系统的六镇将领(贺拔胜是投降了南朝，又回归的；李弼、豆卢宁都是侯莫陈悦的部下)，能够拥戴宇文泰，而关中汉人势力，如李贤、李远等也能拥戴宇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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