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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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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水浒传》、在《金瓶梅》、在《大宋宣和遗事》这三部古典白话小说里,都读到了他。一般来讲,历史人物都在史籍中存在着,而他却进入口述文学的话本范畴,被说话人予以演义,说明这个人物值得关注。

这个曾经拥有天大的权力,曾经贪下天大的财产,曾经陪着那个混账帝王宋徽宗,将北宋王朝玩到亡国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败类,最后的下场,却是谁也无法想象得到,竟活活地被饿死了。这样的一个离奇情节,着实匪夷所思。与罗大经这则随笔所述及的,其侈糜豪富,其穷奢极欲,其享尽荣华富贵的一生,反差之强烈,对比之悬殊,令人咋舌。

这真让人不得不信世间确有“因果报应”这一说了。

如果厨娘所言为实,可想而知,太师府的厨房里,有缕葱丝者,那也必有剥蒜头者,择韭菜者,切生姜者的各色人等,是毫无疑问的了。连料理佐料这般粗活,都如此专业化分工,以此类推,红案白案,酒水小吃,锅碗瓢勺,油盐酱醋,更不知该有多少厨师、帮手、采买、杂工,在围着他的这张嘴转。即使当下一个五星级大饭店的餐饮部门,也未必细到连缕葱丝都专人负责。由此可见,这位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奸,也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巨贪。在其当朝柄政,权倾天下,为非作恶,丧心病狂之际,那###堕落、淫奢糜烂的程度,到了何等地步。

一般来讲,害虫的出现,不奇怪,封建社会是一人说了算的官僚政权,是毫无监督的专制统治,从来就是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而大的害虫出现,还得要有一个纵容、支持、包庇,给他们撑开保护伞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皇帝撑腰,这些权奸,不可能一手遮天,嚣张一世的。因此,只要提起蔡京,就得涉及赵佶。而说到昏君宋徽宗,短不了要牵扯到奸臣蔡太师。他俩像一根线拴的两只蚱蜢,难拆难分,谁也离不了谁。

蔡京(1047-1126),福建仙游人,字元长,为徽宗朝“六贼”之首。“元更化”时,他力挺保守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绍圣初,又力挺变法派章变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首鼠两端,投机倒把,是个被人不齿的机会主义分子。徽宗即位,因其名声太臭,被劾削位,居杭州。

适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变着法儿笼络这位内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从此,赵佶像吃了他的迷魂药一样,言出必从,计无不售。从此,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排斥忠良,窃弄权柄,恣为奸利,宋徽宗总是宠信有加,不以为疑。

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风潮掀起,宋徽宗虽然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黜一下,外放一下,以抚平民意,但总是很快地官复原职。从他登基的崇宁元年(1102年),任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起,到靖康元年(1126年)罢其官爵止,二十多年里,赵佶四次罢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最后,蔡京年已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蹒跚,赵佶还倚重这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直到自己退位。

任何一位领导人,轻信失察、用人不当的事,难免发生。看错了人,看走了眼,被假象蒙蔽,作错误决策,把处理品当优等货,把三类苗当好庄稼,把伪君子当正派人,把野心家当接班者,这都是可能的。但通常,可一可二不可三,宋徽宗甚至于四,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实在是不可救药了。

一个好皇帝,碰上一个不好的宰相,国家也许不会出问题;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一个好宰相,国家也许同样不会出问题;但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了一个不好的宰相,那这个国家就必出问题不可。北宋之亡,固然亡在不好的皇帝赵佶手里,也是亡在这个不好的宰相手里。

北方的金兵,铺天盖地而来,赵佶逊位了,当太上皇,让他儿子赵桓,也就是钦宗登基接位。弹劾蔡京的奏章,如雪片飞来。其中以孙觌的上疏,最为深刻全面:“自古书传所记,巨奸老恶,未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欺,凡四罢免,而近小人,相为唇齿,惟恐失去凭依,故营护壅蔽,既去复用,京益蹇然。自谓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凶焰益张,复出为恶。倡导边隙,挑拨兵端,连起大狱,报及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遍野,白骨如山,人心携贰,天下解体,敌人乘虚鼓行,如入无人之境。”(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

这份参奏的对象,与其说是蔡京,毋宁说是赵佶。

宋徽宗作为文人,诗词一流,绘画一流,连他的书法,所创造出来的“瘦金体”,也是一流。作为皇帝,却是末流,而且是末流中的末流。因为中国老百姓,不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诗、会弹琴的皇帝,而是需要一个不给老百姓制造灾难的统治者。所以,民间文学对这位亡国之君,口碑从来不佳。

《水浒传》第二回,有一段介绍,说赵佶“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那时,赵佶还在他的潜邸里做端王,再混账,再败家,再不成器,也只是牵涉到他个人而已。何况他是王子,一个有着太多条件,足可以优哉游哉的花花公子,他为什么不享受,不快活?再说,宫廷中最为忌讳的一件事,就是所有可能成为帝位候选人的成员,千万不能表现出来那种不安于位、跃跃欲试的情绪,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赵佶潜心于文学艺术领域,多方涉猎,兴趣广泛,探索追求,学有所成,是他聪明的抉择。因此,他写诗、作画、学道、性放纵,浪漫得过头,风流得过分,我们没有理由苛责他的荒唐。

然而,赵佶十八岁那年,他的兄长哲宗驾崩,无子嗣。一顶御轿,将他抬进宫里,即帝位。这虽然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但是好还是坏,是走正路还是入邪道,是兢兢业业还是吊儿郎当,是正经八百还是荒淫无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和大宋江山息息相关了。

事实证明,他只能当端王,不能当皇帝。他一坐在金銮殿上,凡中国昏庸之君的所有毛病,他都具备,凡中国英明之主的应有优点,他全没有。而且,昏君中最没救、最完蛋、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弊端,就是远君子,近小人,宠奸邪,用坏人,他当上皇帝以后,整个开封城,成为贪官污吏比赛着谁比谁更无耻、更堕落的罪恶渊薮。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好的极少,坏的极多。然而,老百姓不怕皇帝他一个人混账,即使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顶多增加一百个讨不到老婆的光棍而已。即使酒池肉林,作长夜之欢娱,耽安宴乐,极铺张之能事,对偌大一个国家来说,是绝对可以承受得了的。但是,最害怕的,是这个皇帝重用一群虎狼来管理国家,鱼肉百姓,那就比天灾还要恐怖。因为天灾的周期短,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就过去了,而人祸的周期,有时是一辈子,必须等到那个灾难制造者去见上帝时才告终止,这可就太痛苦了。

这其中,最狼狈为奸的、最为虎作伥的、最推波助澜的、最兴风作浪的,就是徽宗一直倚为膀臂的股肱之臣蔡京。宋人著的《大宋宣和遗事》,虽为民间文本,但把北宋之亡的根本原因,说得一清二楚。

“这位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画墨君竹,能挥薛稷书,能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计。”

“役民夫千万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寇,放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朱、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朝纲不理。”

民间谚语说:“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透出老百姓看透世象的睿智,一下子就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形象地烘托出来。孔夫子对于小人的许多经典见解,如《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等,直至今天,也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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