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天，亲人们都陆续走了，只留下我们姐弟三人还有夏雨和丫丫，母亲开始陆续的讲些父亲生前的事，而这些事情是父亲在世时不让母亲说给我们听的。她说在我大学毕业分配那年，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后门硬都找到了好工作，而我却一个人只身在外打工，父亲心里难受极了，低三下四的四处借钱。那时我们家刚刚还清父亲欠下的赌债，信誉还不是很好，所以没有人愿意借给我们，后来父亲竟一咬牙花了三分利抬了15000元，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年光给人家利息就4500元，这对于我们一户农村家庭来说，相当于大半年的收入啊。钱借到了，父亲就四处托人为我安排工作。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贫民出身，哪有什么好的背景。后来父亲想到一个下乡时曾在我们家住过的知青，当时任市委办公室主任，下乡时父亲曾给了他不少照顾。父亲就执拗的去找他，怎奈那市委大院高宅深院的，加之父亲穿着又不是很体面，把门的连门都没让父亲进。父亲就蹲在马路对面的树阴下等，饿了就买两个煎饼果子充饥。等到第三天的时候，终于等到了他，父亲飞快的越过马路，一下横在他的车前，司机以为是疯子，下车撕扯父亲衣领正要将父亲赶走，还好他认出了父亲，制止了司机的行为。找了个没人的角落，父亲说明了来意，他面露难色，父亲倒是会见机行事，赶紧将那用信封装着的15000元钱递上，他死活不收。父亲急了，差点给他跪下，他才嘴里说：“老大哥，这事我尽量给你办，钱你先拿回去，真用钱的时候我再打电话给你。”后来，他真给父亲打了电话，但是说他只能帮我安排进事业单位，进不了公检法或者税务、银行等，父亲当时就急得满嘴起泡。父亲不甘心，又厚着脸皮一次次去找当时任工商局长的小学同学。那些日子父亲在家和县城之间跑了说不上多少个来回，路再远都舍不得打车，实在没办法了才坐公共汽车。后来终于我在工商所上班时，才看到父亲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然而，随着国家的体制改革，1998年工商系统全面推公，由于我毕业年限晚，没有资格参加公务员转正考试，也就是说辛辛苦苦花15000元安排的工作，最后还是变成了事业编制，父亲当时就急得害了一场大病。而那时，他看到我情绪低落，在每次我回家时还故意装出快乐的样子给我看。我清楚的记得那时他安慰我说：“15000元瞎了没有关系，钱都是人挣的，只要你好好干工作爸爸心里就塌实了。”最近这两年，我们家的日子好转了，爸爸嘴里又反复念叨着：“小名这两年只身一人在外面闯荡，也怪不容易的，家里一直没帮上他什么忙，等过两年家里再攒些钱，一定帮他换个新楼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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