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的情形其实很糟，讷亲在成都，张广泗去了重庆“就医疗病”。南路军、中路军现在是偏师，缩在川南贵州，只管催粮要饷养精蓄锐，纷纷请了好师爷给讷亲写进兵条陈，人人献计，都自说是必胜之道。成都的三次军事会议吵得一塌糊涂不欢而散。讷亲知道是自已威不压众，又不愿借重张广泗，一边写信催张广泗回军“就地疗养”，一边将自己写给乾隆川北进军、川南策应的奏折和乾隆嘉许的手批下发给各副将以上，并给张广泗带去口信，说如不能赴行在共同治军，自己就要请旨辞职。这才逼得张广泗“带医回成都听令”。指挥官人心不齐，下面军纪不严，兵士哗变的，抢砸商号的时有发生。各地观察道，监察御史至四川巡察纷纷向北京都察院告状，都转到傅恒处。但讷亲的军机大臣之职还在兼着，位置还在傅恒之上，傅恒一古脑都转给讷亲。讷亲为安军心，竟不理会。在第四次军务会上竟一火焚之。弄得各军更加骄纵恣横。清军如此，莎罗奔处却愈来愈好，修复了小金川，从云贵马帮处高价购粮备荒，茶叶盐巴也都准备丰足。从清兵败兵手里还买了二十几枝火枪，又不知从哪个泥淖里捞出两尊大炮，也修好了。建粮库、造火药闹腾得欢，敌我双方尚未交战，士气、形势已见高低……但这些都是军事机密，除了乾隆和傅恒谁都不能告诉。阿桂沉吟了好一阵才道：“现在张广泗军门一切以讷中堂马首是瞻。全军指挥一统。但那个大草地冬天实在不能走，南边夹金山，六月也是满天飞雪，过了十月便封山，粮食根本运不到中路和南路，皇上已经恩准明夏进击。至于胜败，除了人事还要看天意，佳木也不敢妄断。”他顿了一下，说道：“张军门老了——我是说他的心老了。论岁数他还比岳军门小两岁呢！——他如今什么都要避讳，败字，只能说是‘胜’；‘安’不许说安，要说‘放’；‘马’是‘大驴’子；‘生’是‘硬’。部将们说错了就敲鞭子。上回他有个门生叫马子安来拜，师爷看这人名字都是避讳字，犯愁，问我怎么报？我说你就报个‘门眷硬大驴子放胜’就是！——这不是背晦透了么？”说罢又道：“延清公那边还有人等着。我们不要泡他，大家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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