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封建经济高度繁荣的情况下，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最大束缚因素，就是土地稳定而高回报的收益率，使得官绅、富户总是将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赚取的理论全部投入到购置田产当中。结果就使得土地兼并越发严重，地价、粮价不断上升，而整体的社会经济生产却得不到资本的投资，也无法实现向上的跃升。

若简单粗暴的来理解，便可以视营庄制是用闯军派出的职业经理人取代了地主进行管理和经营，地主们则在丧失了自己制订地租比例和进行超经济剥削的权益后，保留了以田地为股份而获得的分红收入。

闯军派出去的新管理者就是职业经理人，地主们就变成了只能吃分红而不能干涉经营的纯粹股东，他们拿到分红以后自然也不会继续投入到无利可图的土地买卖中，而更可能转而去经营其他工商产业。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保护小农权益、扩大政府行政能量、保留地主活路并给予其投资工业来翻身可能性的闭环链条。

孙可望的确是明末时期，哪怕是放到全球视野中都相当高明的一位经营家和管理者。支撑起大西军和后期南明政权的营庄体制，受到了过多忽视。

不可谓不高明。

“高明！”

白旺此前如此赞美过，如今方以仁也给出了相同的赞美。

李来亨心中难免升起几分自负情绪来，不过现在的他总算还能控制一下自己，能理解到众人对他钦佩和敬服，其实是在佩服后世历史大浪淘沙出来的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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