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玄奘携带六百五十七部经书踏上了回国之路。跋涉两年，大师回到长安，意想不到地受到了太宗的热情接待，而且是“通俗奔迎，倾都罢市”，长安城里这时早已传遍了玄奘大师的威名，什么“偷越国境”的事早已不为人知了，话说回来，就算有人知道又能怎样？取得真经，学贯中印，技压群雄的事迹足以盖过一切了。

太宗为玄奘建慈恩塔（即如今的大雁塔）以贮经，并且设立译经院，召集全国各地高僧同在玄奘麾下译经。于是玄奘又潜心佛经翻译，他一丝不苟，甚至有些“死心眼”，从不因佛经内容过长而删减一点原文意思，什么“叽里咕噜”的经文也照译不误，而且他严令译经的其他僧众必须这样做，有不尽意的一律重译。在此之前，很多译经师都只是取经中大意而已，相比之下，玄奘开了严格尊重原文的翻译先河，这也是大师他后来注重佛法名相的缘起。玄奘共主持译经一千三百三十多卷，这个数量，为中国古代译经数目之最多者。

玄奘还开创了中土佛教的法相宗，又称唯识宗或法相唯识宗，主张尊佛法名相、重修行心识，为中国佛教的大花园又添了一株奇葩。在玄奘所译的众多经书中，有一篇流传最广的经文，即《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全篇仅二百六十字，经文中举出四谛、五蕴、六根、十二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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