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的不幸在于，无论是内部也罢，外部也罢，当时都缺乏对最高权力的有效的制衡力量。外部制衡方面，一些人士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让心里的小花骨朵小心翼翼地开放了一下，结果全国一下子揪出60万右派，被“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了。内部制衡方面，邓子恢副总理说，农业合作化推进是否有必要搞这么快？结果被骂成“小脚女人走路”。此后彭德怀在庐山的悲惨遭遇，全地球人都知道了。

与少数试图制衡者相反，多数人则是迎合者、盲从者和推波助澜者。罗家英在《大话西游》中那句“以配合我佛慈悲的大无畏精神啊”， “配合”两个字用的太精典了。在过去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抡圆了去“配合”领导的什么精神的家伙们还少吗？而我们为了“配合”，付出的代价还小吗？这种局面的形成，这些人的出现，背后有深层的文化因素和体制因素，我不再深入分析了。也正是这些因素和这些人的作用，让本来就已经严重跑偏的中央决策，到基层更跑偏了十万八千里。你敢亩产十万斤，老子就亩产二十万斤。你种的南瓜两头牛拉不动，老子种的葫芦剖开能当船过河。八十年代以后，曾出现过许多这方面题材的小说。比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然而统购统销的体制下，在粮食产量上吹牛不是闹着玩的，吹牛是要上税的，统购任务完不成是不行的。再加上大炼钢铁占用劳力，公共食堂浪费粮食，终于酿成了全国性的饥荒。前面说了，我认为结果不可原谅。小平同志提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也主要是针对这个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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