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不回忆了。虽说一滴水能反映太阳光,但水太多了也不好,就真成了灌水了。我们继续,探讨一下上面这个村子反映出来的普遍性问题。
第115节水井与道德
现在,我们共同探讨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结构变迁问题。在此基础上,再探讨农民组织化问题。——呵呵,我口气好大啊。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写几十本书。我又不是专家,研究不深不透,却又感兴趣,就算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吧。
前贴谈到,1911年清王朝被撂翻以后,在中国,这个没落的伦理型社会开始出现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乡镇—村支部”的基层政权体系建立(1958年以后叫人民公社),取代了农村宗法体系。此后,基层伦理型社会急剧演变,农民被纳入了人民公社组织网络。从1979年开始,公社逐步解体,权力被乡镇政府继承。2000年以后乡镇政府职能转型,加上农业税废除,对农民的经济组织职能基本消失。
从上述路径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不是一个组织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逆组织化过程。到2000年以后,基本恢复了原子化小农状态。(当然,其中也有一个组织化过程——就是上亿农民工进城,成为有组织的产业工人,这另当别论,留待城市化问题去探讨。)
从解放到1979年间,在农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抓得比较紧。从表面看,延续千年的宗法体制已经被完全取代。其实不然。我以前看到这样一篇论文,观点新颖。它是论自来水与农村道德滑坡之关系。据作者调查,在中国某地乡村,通了自来水的村子,人们道德滑坡比没通自来水的村子严重。究其原因,自古以来,水井是农村的舆论中心。人们到水井边洗衣、打水,容易相互碰面。于是,井边就辟有休息之地,人们可以在洗衣、打水之余谈天说地。我想,所谓“市井”一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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