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不回忆了。虽说一滴水能反映太阳光，但水太多了也不好，就真成了灌水了。我们继续，探讨一下上面这个村子反映出来的普遍性问题。

第115节水井与道德

现在，我们共同探讨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结构变迁问题。在此基础上，再探讨农民组织化问题。——呵呵，我口气好大啊。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写几十本书。我又不是专家，研究不深不透，却又感兴趣，就算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吧。

前贴谈到，1911年清王朝被撂翻以后，在中国，这个没落的伦理型社会开始出现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乡镇—村支部”的基层政权体系建立（1958年以后叫人民公社），取代了农村宗法体系。此后，基层伦理型社会急剧演变，农民被纳入了人民公社组织网络。从1979年开始，公社逐步解体，权力被乡镇政府继承。2000年以后乡镇政府职能转型，加上农业税废除，对农民的经济组织职能基本消失。

从上述路径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不是一个组织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逆组织化过程。到2000年以后，基本恢复了原子化小农状态。（当然，其中也有一个组织化过程——就是上亿农民工进城，成为有组织的产业工人，这另当别论，留待城市化问题去探讨。）

从解放到1979年间，在农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抓得比较紧。从表面看，延续千年的宗法体制已经被完全取代。其实不然。我以前看到这样一篇论文，观点新颖。它是论自来水与农村道德滑坡之关系。据作者调查，在中国某地乡村，通了自来水的村子，人们道德滑坡比没通自来水的村子严重。究其原因，自古以来，水井是农村的舆论中心。人们到水井边洗衣、打水，容易相互碰面。于是，井边就辟有休息之地，人们可以在洗衣、打水之余谈天说地。我想，所谓“市井”一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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