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体制的差异是西方国家给中国海外投资施加阻力的重要借口。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日本的经验：即使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动时，它总是能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在1853年面对西方国家的突然入侵时，以及在1945年战败后面临国家危机时，都是如此。日本在近代历史上不但避免了像中国一样被俄国侵占大片领土的悲惨局面，还能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彻底打败俄国。从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到1902年开始的为期20年的英日同盟，再到太平洋战争之后，除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政权时期之外，日本都是一个能深深地借鉴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我们和西方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存在很大差异，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的事情，却经常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海外投资行为的理由和借口。我国的海外投资战略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把外部的国际经济政治阻力降到最低；我们应该象日本那样具有迅速调整自己并与时俱进的能力，认真研究并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缺乏透明度是发达国家对我国海外投资开展批评的重要目标，因而保持何种披露的透明度也是我国国际投资战略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问题，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提高透明度与提高投资收益率往往是矛盾的，如何在透明度和商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的执行原则应该是在不损害经济政治利益的前提下，适当提高投资行为的透明度。具体实施时，对于信息披露应区别对待，例如，关于公司治理结构及一级市场投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保守秘密，因此可考虑完全透明化；而对于公司在二级市场上的资产组合，对外披露风险很大，按照行业惯例在投资过程中应当保密，可在交易已产生确定的结果时进行事后披露。透明度问题不应是单边要求，我们不应被动接受他国家提出的透明度要求，为保证我们的平等权利，应积极参与到当前国际行为准则的制订过程中去，与其他国家加强沟通合作，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OECD、欧盟等国际性或区域性组织的紧密协调，共同建立良好的国际投资秩序，为自己争取到平等的投资环境。而且，在鼓励我国资本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要在市场准入的安全审查中坚持对等原则，始终将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保持竞争优势放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首位，加强对国外资本在我国境内投资行为的跟踪监测分析，有效防范国外政府借助国际投资实现其政府政策、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扩张，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提供安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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