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既重视传统又十分讲究实际、本能地灵活对待政治社会矛盾的民族。“当欧洲处于中世纪中期，英国神学中就闪现出了经验主义之光，尽管那光线是很微弱的，却在英国哲学中成长为一种重视经验的传统” 。“它不会因为尊重传统原则而把自己的手脚捆绑住。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其中包括政治力量间的争斗、国内战争和对外侵略等等—英国很善于把传统当作维系民族统一的粘合剂，把传统当作一种精神象征加以推崇……” 。英国的经验主义在哲学上的表现就是怀疑论。马克思曾把英国哲学家培根评价为“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麦克米伦也曾经说过：“欧陆思想家是秉承神学家阿奎那的传统，英国则是秉承培根的经验主义传统” 。从19世纪初开始，由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欧洲大陆革命浪潮愈演愈烈，但英国却能始终游离于这之外，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全国统一的选举权法规，在此后的30年里，改革后的议会对英国法律实行了广泛的变革，从而使英国的法律和政府体制更加富于理性及独特性。“总的说来，这些改革在英国起到了此前早些时候革命立法机构在法国所起的作用：18世纪贵族政权的大部分法律特权和陈腐习俗被废除，一部更平均和更系统化的法律开始实施。这些改革深受边沁及其追随者的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赋予个人及私人资本以更广泛的自由，并使中产阶级在英国政治中处于头等重要的地位” 。马斯泰罗内曾指出：“集体生活局限于公民生活范围之内的国家是英国：在这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是由自由放任的自由贸易主义所支配的功利型经济。毫无疑问，英国的公民生活向公民提供了所有权方面的安全保障，而且通过大量存在的中介体使个人得以表达自己的个性。但是，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却存留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残余，贵族寡头集团统治着英国的议会制度” 。通过这种方式，英国的体制和机构逐渐与法国革命中产生的民主理论相适应，然而，贵族和中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地位并未丧失。在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区别，那就是英国人并不是根据某种抽象的理论而是依据过去的实践即历史提出他们对于权利的要求。英国的统治集团在近代以来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们同化新来者，并使新思想适应本国的社会环境，同时又没有中断议会体制和政府的连续性。因此，英国避免了法国和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政治生活中所特有的周期性革命和偶尔的暴力行为。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旧贵族政权逐渐转变成新的自由主义政权” 。对于英国光荣革命以来的政治制度变迁，马克思曾给出如此的总结：“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 。这种评价应该说非常客观地反映和总结了英国在近现代以来的政治体制变迁中的主要规律，是我们研究考察英国政治哲学和社会传统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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