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我的局长的日子，每一回在绝望中想他，想到不能自制，我就会在一阵疯狂地**中寻求肉体的渲泄，在想象着他的拥抱、他的亲吻中一次次达到高丨潮丨。因为不值班的时候，睡在集体宿舍，旁边都是熟睡的工友，我只能禁涸自己，强忍着青春的骚动。只有到了在仓库值班的时候，才敢一个人偷偷地在仓库的某一个阴暗的角落，体验着一种罪恶感中的快乐。但过后仍得小心翼翼地擦去那些地上的，床上的斑斑污迹，深怕第二天有人会发觉。 出门的那天，我怀里掖着一千元现金。初到冠华厂时，买了一些日用品，再添置了两套衣服，还剩下七百三十几元。我只留了个零头，将七百元交给姐姐保管了。在厂里上了一个多月的班，终于盼星星盼月亮地领到了第一次薪水。回到宿舍，把钱平铺在小床上，望着这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五百多元，我心里止不住隐隐地发痛，这种生活是我在邮电局上班时能想象的吗？要是我的大馒头，他知道我现在所吃的苦，他会怎么样想？这样的漂泊，这样的放逐自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城，为的是什么，是为爱而出逃吗，逃得有价值吗？把三百元交到姐姐手里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出去买了两张电话卡。其实姐夫也有手机的，可我不愿意用他的手机来打长途电话，更怕招来他们无休无止的盘问。在几声“嘟嘟”声过后，在我满心期待和按捺不住的狂乱之后，电话通了，一个我在痛苦中期待了几个世纪的声音响起了，五年了，我恨他，这个冷血的老家伙，他夺去了我所有的爱，却装作视而不见！“喂，请问哪位，你找谁啊？”因为是夜里十点多了，我打的是他家的电话，仍然可以听到旁边的晚间新闻的声音，可是在他的一连串询问声中，我哑口无言，一句也说不出来。是啊，我说什么呢？说我后悔停薪留职出来，说我想他，我爱他吗？在长长的失落中，我什么声音都没出，挂断了电话。 仍是静静地回到冷清的仓库里，对着那堆五颜六色的原料发呆，夜里，偶尔扑过来一两只粉色的飞蛾，在电灯下短暂的盘旋，和这落寂的灵魂作伴。然而它们的生命太短暂，总是义无反顾地扑向炽热的灯，将自己撞得粉身碎骨，灰飞烟灭，也不愿意陪陪在角落里无助的奕帆。就这样，我在冠华手袋厂里如两千多盲流的一员，渺小得如只蝼蚁，似乎也在不停地为腹中食而忙碌奔波了。半年过去了，我和周围的工友渐渐地熟悉了，偶尔在发薪水过后，也和他们去外面喝喝酒，在吆喝声和酒精的作用中麻丨醉丨自己。广东人称发薪水为“出粮”，我们就将这种酒局称为“出粮庆祝日”。每一次庆祝日，奕帆总是喝得最多，话也最多，却也醉得最厉害的一个人。第二天酒醒后，免不了又让姐姐长篇大论地唠叨一番。时日一长，大家都认识了这个从福建来的忧郁的大学生了，都在纳闷我为什么会抛下稳定的工作，跑来这种厂里瞎混。有的工友建议我应该到写字楼那边找总管谈谈，看能否换个轻松的工作，然而在私企里，想有一番作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般得和老板沾点亲戚，方可顺当地施展自己的才华，而这个厂的大老板根本和帆帆八辈子打不着一门亲。因此，我还得呆在仓库里，熏着染料的气味继续想着我的大馒头。 直到有一天，从东芫那里进了一批原料，但型号和色泽都和我们要求的不一样，可是车间并不知道，已经生产了几大件成品了，写字楼的小姐下来验货，发现后报告到了办公室。厂里的总管勃然大怒，拍案四起，一定要亲自追查是谁的责任。也就是这一天，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厂里的总管。这个总管叫荣钦发，也是来自闽南，有着土得掉渣的名字，也有着从农村出来的庄稼汉子魁梧的身段，大约一米七多的个子，黝黑的皮肤，胖胖的四方脸因为营养过剩而让人觉得油马上就要流出来一样。他大概和我的局长上下年龄吧，如果将我的局长称为大馒头，我们的荣总可以叫做黑棕子了。据说他是大老板的内弟，几年前由老板娘亲自提携过来的，为人还算正直，就是脾气挺大，整天就喜欢教训人，写字楼的小姐都很怕他。平时大老板在香港，难得过来一趟，厂里的一切都由荣总管负责，他也是唯一一个工资超过五千元的高级行政人员了。上班大半年，我只是在远处隐约碰上几次，却根本没什么印象。这一天，他带着两个写字楼的小姐亲自到仓库来验货，来到了我负责的这一片。在听我汇报完进货的经过后，荣总管抬起了眼皮，将视线从写字楼小姐身上移开，仔细地瞄了我一眼，就是这一眼，我霎那间读懂了一些什么。这个厂里连管理有近三千人了，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我还没有对哪个人这种异样的感觉。只是一个眼神，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我的账目自然是清清楚楚，在听完我滔滔不绝的汇报后，荣总很满意，用他难得用上的而又笨拙的赞美之词夸了我一下，临走之时，意味深长地朝我回望了一下，小小的三角眼不知道闪着什么样的念头，只令我忽然间不寒而栗。 世纪末的脚步降临了，这一年，中国人迎来了举国欢庆的大好节日，香港，这个上百年被列强夺去的弃儿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七月一日，厂里破例全体放假一天，吝啬的大老板甚至给每个工人发放了五十元的过节费。当夜，奕帆正在姐姐屋里吃四川工友送来的馄饨的时候，姐夫从高级管理人员的加餐宴回来，带来了令我欣喜而不安的消息。荣总让姐夫通知我，明天不用到仓库上班了，直接到办公室报到，另有新的工作安排给我。还让我自己到丹竹头报名学电脑，学费由厂方给报销，把电脑初级操作学会以后备用。而从明天开始，我再也不用挤在十人一间的工人宿舍了，新的宿舍就在姐夫住的这幢楼上一层，自己独立一个单间。宣布完消息后，姐姐姐夫都高兴极了，说是我时来运转了。姐夫特地开了一瓶不知道名字的洋酒，又打开组合音响，我们一家三口喝着酒，大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之类的老掉牙革命歌曲。在他们喊破喉咙般地嘶吼中，我却是一边兴奋地附和，一边满腹狐疑。那一天在仓库，荣总临走时递过来的眼光，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四楼的办公室，光线充足，茶色玻璃后的阳光和熙温馨，洁白发亮的墙，舒适柔软的高档沙发，桌前甚至有一束刚刚插上去的黄玫瑰。虽然还是和两个秘书小姐共用一间办公室，可是这般幽雅的环境，哪是在仓库里可同日而语的。我初进这个办公室，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还不习惯的冷气味，一时间昏昏欲醉，不敢相信自己今后就要在这里上班了。这个写字楼的人员其实也不多，除荣总管外，也就两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负责接线兼花瓶的角色。还有两个管账的男子，大概都是三十多岁的，在国营企业叫会计，可在这里就相当于荣总的副手，估计也是什么亲戚之类的。在私营厂，因为不相信外人加上贪图省钱，管理层的人士是很少的。姐夫在冠华厂打拼了十多年，也就混个车间主任的职务罢了，虽然吃的是办公室人员的小食堂，伙食要比普通工人好很多，可拿的工资却比荣总他们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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