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搏弈论的角度来看，各地政府的局部最优方案之和，不一定是整体最优方案。各地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进行理智的、互动的、连续的博弈行为，最后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趋于稳定的“纳什均衡”。这个状态，把中国很多产业的用工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等锁定在了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在一开始，对企业的发展、产品国际竞争力有好处，但越往后越不对劲。用工、土地、环境等成本不上去，就不能形成产业升级的压力和动力。这是中国制造升级乏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汇率和利率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种低端锁定的状态下，土地转让的财政负担太重，农民工权益保障不力，安全事故多发，环境污染引发抗议……总之，进入2000年以后，各地政府越来越难受，但难受也要憋着，谁也不敢先动，谁先动谁先死。

要打破这个发展僵局，需要等待历史机遇。2002年以后，机遇来了。这个“机遇”就是：2000年以后，中国入世投身经济全球化，“中国制造”潮涌而出，生产要素价格启动，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产业升级已是箭在弦上。

这个机遇，同时也是挑战。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力积累的结果，是量变积累即将引发质变的强烈信号。中国能不能抓住历史机遇？不要激动，我们先打住一下。要知道，这个牌局的形成，是几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前面贴子里，我们聊了“三农”领域和国企改革、私营经济、特区发展、省域发展的情况。另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等因素还没有聊到呢。要透彻分析当前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回过头去，继续把各大因素的情况聊一聊，看看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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